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在现代国家的知情权制度中，普遍确认了公职人员的隐私权适当减损原则。

四、价值判断正如我们所分析的，无论上述那种情况，总会涉及到法官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也有的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他们希望解释者作严格或字面解释，而一些却可能与之相反。

一、宪法文字的含义宪法解释方法中经常被运用与强调的方法就是原意主义（originalism），该方法论主张宪法解释应当按照宪法制定与通过时的文字含义（meanings of words），包括宪法文本文字的原始含义和立宪者的原始意图进行。同时，有的意图理论家进而主张除非法律违背了明确的立宪意图，否则不能推翻法律，使其无效。另外，如果允许法官将其判断建立在宪法的抽象意图上，那么他们将具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以此来分析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之争的共相，则会进一步理解方法论之争背后存在的问题。当立法者的意图是清楚的时候，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意图。

其次，当文字的含义不确定时选择探求意图。三、司法判例除了诉求原始含义与意图外，法官解释宪法时还常常遵循司法判例(precedents set by past judges)，即遵循先例原则。参与不同于参加或到场，它包含行为主体的自主、自愿和目的性，是一种自主、自愿、有目的的参加，参与者意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某种结果的形成，而不是作为一个消极的客体被动接受某一结果。

属于权利模式的韩国在总则中规定了当事人、行政机关的管辖及协调、送达和期间等关于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我国近年来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方面都有重大发展，法典应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从正当程序观念出发，通过规定公民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制约行政权力，其核心在于规范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基本没有行政机关内部相互间关系的规定。本法生效以后，因特别领域或特别事项需要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可以作出与本法不一致的特别规定;对于本法未规定的事项，法律、法规、行政规范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作出规定。

国务院于2004年4月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因为公正与效率虽然具有一定对立性，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公正的程序规则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19]。

如果其他单行法的规定与统一法典的规定有抵触的，适用统一法典的规定。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之一就是自己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作为其继承者的美国联邦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最初的规则也是自己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出于本法之目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应当被认为是行政机关。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使得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划分具有相对性。

我国台湾地区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了陈情的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体系中，行政法涉及事项众多，凡有关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的法律都属于行政法的范围。二、行政程序法典与其他单行法的关系(一)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行政程序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一直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直接涉及行政程序法典实际发生效力的范围。希腊《行政程序法》第33条规定：除非本法有除外规定，本法典生效后，旧法中关于同一事项的规定被废止。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延续使用了五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第二，行政机关相互间关系。

[5] 如王锡锌教授认为最低限度的公正之概念在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否则不论该程序的其他方面如何，人们都可以感受到程序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计划是预先确定的目标及有关必要实现手段的主观设计，是有关安全、简便和迅速地实现预定结果的草案，是计划行为的结果。

为因前述之要求，于个别行政领域中作修正尚有不足，实有必要以制定共通、明确的法律确保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以确保我国行政的信赖。如台湾地区采用了此种架构。(三)部分实现行政法法典化美国法中所称法典化是指将各种法规予以归类、体系化，编纂成法典，如《联邦行政程序法》被编入《美国联邦法典》第5篇内。而且公正与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追求的两个目标，看似矛盾，实质是统一的。实现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是有法可依。因此，其行政程序法删除了行政立法、行政计划与行政合同等的内容，仅对处分和行政指导、申报作了规定，内容基本为程序规定，分别规定了对申请所为的处分、不利益处分和行政指导的程序。

2.程序型国家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及程序与实体并存型国家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架构各国行政程序法中关于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架构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1)根据行政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行政程序法以行政机关的行为为规范对象，有的国家因此以行政行为的种类为线索架构程序性规定。[3] 在笔者参加行政立法研究组代表团于2004年到欧洲征求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专家对《中国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意见时，意大利的专家和行政官员均提到意大利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与其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相联系的，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使行政程序更为经济、公开。

如果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将会出现部分法律的效力优于行政程序法典、部分法律的效力低于行政程序法典的现象，这将破坏规则适用的统一性;如果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则将出现行政程序法典被架空的现象。这是从程序独立于实体的角度来把握程序公正的内涵。

[37]基于这种见解，日本《行政程序法》对申请所为的处分、不利益处分和行政指导的程序作了规定，基本没有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关系。2.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标准行政程序与刑事审判程序一样都属于法律程序的范畴，已有行政法学者将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的分析方法运用到行政程序领域[5]。

如果行政程序法的章节结构按照行政行为的种类来安排，那就会在每一种行政行为中都详细规定它所运用的程序制度，这部行政程序法就如同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不但篇幅冗长、内容重复，而且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11]翁岳生教授将行政法法典化定义为将行政法规、以及行政法院的判例，或行政机关之惯例中，具有各种行政行为之共同适用性者，加以制定成为系统之成文法规，成立行政法之总则部分，[12]这也是为大陆学者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当然，采用外部与内部并存型的国家仍以外部行政程序的规定为主。管辖指上下级行政机关和不同地区同一级别行政机关权限的划分。

因此，公正的行政程序首先应当承认和尊重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尊严，通俗化之就是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将人作为人对待，而不是任意受其支配的客体对待。韩国《行政程序法》第一章总则中内容较日本多，在定义、原则、适用范围之外，还规定了管辖及协调、当事人、期间和送达等制度，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规定了处分、申报、行政上立法预告、行政预告和行政指导程序。

[34]其内容主要规定了处分程序、申报程序、行政立法预告程序、行政预告程序、行政指导程序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很不一样，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路径是走先地方、后中央，还是走先中央、后地方，曾成为中国行政程序法典立法过程中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

如日本1993年出台的《行政程序法》的主要立法目的之一是实现行政程序的透明性。②能够较好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法之间的关系。

日本学者室井力先生认为，所谓行政计划是指为谋求行政计划化，规定应达到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顺序以及为实现目标所表示的必要手段的行政方针行为的总称。[41]这三种设想中唯一不同的是行政立法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则、行政规定，名称不同，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建构的行政程序规则要满足何种条件由一国的具体情形决定，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决定了不同国家行政程序法直接立法目的的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实体法的制定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而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却取得了成功。

然而，在国家层面完成统一程序立法，于今天的中国，一方面这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时代要求，是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三十年的改革既加深了完成此项任务的紧迫性，也成就了完成这项任务各种现实条件。效率模式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模式。

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改变目前有的行为领域有程序法规范，有的行为领域无程序法规范的局面，建构统一的、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规定行政权力应当遵循的最起码的公正程序规则。不管是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行政机关，还是经济落后地区行政机关;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只要是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就应当遵循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

1.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目的作为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份，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目的是规范行政权力公正、高效行使：一方面，要防止行政权力滥用，以避免侵犯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促进行政机关积极作为，更好为人民提供服务，提高行政效率。生效法律中规定参照适用根据本条第1款被废止的条款的，参照本法典的对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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