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和平而安静的环境下，他们的代表能够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平静地商洽如何构建一个政府体系。

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人就越容易钻进来，实际上是少数人操纵会议，起着有力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达不成折中，就会出现分离。

更重要的是，‘讨论这个词汇还包含了最后意见的‘决断者的在场，不包括‘讨价还价和‘争辩。如果构建一个协商会议，需要建立针对如下问题的规则和程序：争论如何启动以及结论如何得出？谁有权发言以及时间、频度、长度？谁可以打断，谁可以要求问题的答案，谁有回应的权利？怎么维持相关性的共识--或者换句话说，议员怎么保证他们不是怀着相反的目的进行对话？在进程的各个阶段议题、题材、细节是什么？争论的主题如何挑选，主题的优先性如何设定，议程如何确定？协商会议的行为和结论如何与议会解决问题能力和行动能力相联系？总之，在多元性和分歧的环境里协商，需要通过代表规则（代表党派以及利益、地域）、听证规则、辩论规则、修正案规则，尤其是投票规则来安排协商，以规制议程的设定、讨论的发起和结束、发言权、辩论结构、投票和决定的基础。结论是：联邦的权力和公民对它的感情，会由于它扩大到所谓内心关注的事物而加强，而不会因而削弱，而且随着对它的作用的熟悉和理解，借助武力的机会也就少了。构筑一套建立公共空间的持久规则和程序，总有要遵循的程序、选举的席位、提出的动议、询问的问题、提出的修正案、发言者的支持或反对、议事议程问题、举行的质询、投出的票数、记载的备忘录等等。潘恩说：公共事务经过公开辩论和自由公断之后，是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的，除非决定得太仓促。

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包含第一个美国人权法案的宪法。既然人民一词意味着多数人、具体的人，人民的同意也就意味着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的同意。国会、总统和法院三部门之间的协商，是美国分权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桑斯坦所讲的协商民主是美国宪法的概念性特征。

不会有九个州批准这个方案，混乱势必接踵而至。费城制宪会议上，伦道夫、格里、梅森拒绝在宪法上签名。这种政治结构使得民意、权利和安全考虑之间的张力变得富有建设性。不要固执己见，同等的事情要抓住主要方面。

从1787年9月18日到1788年7月26日纽约州签署宪法，华盛顿、麦迪逊与各州宪法支持者通信，相互支援。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

他说：慎重地探讨问题时，在任何情况下，显然应该是：与其问劝告来自何人，不如问劝告是否有益。她指出：美国革命之大幸就是，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由此可见，以商谈的方式写就宪法，是人类的一项了不起的杰作，是人类所能取得的最高贵的一项成就。但是，对于经常性地求助于人民，普布利乌斯觉得不够妥当，会影响自由政府的稳定，因而必须提供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在1786年夏秋季，麦迪逊专心致志于以前的共和政府所有经历的历史。基于既有的规则和惯例，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各州制定了州宪法。愤怒、怨恨、嫉妒、贪婪、野心等等激情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自由政府的显著特征是意见的多样化和分歧，因此政府建立在差异、分歧和冲突的基础上。

这就是分权制衡体系对于审议性民主的实践意义。后来，美国众议院也采纳和发展这套规则。

宪法草案的起草、讨论和修改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亲自参加下进行的。他们应该记下这些事实--我是怀着对联盟强烈的爱赴费城参加会议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达成某种协议，某些外国的剑与火，多半会来代替我们的工作。至少我们可以带着感激和狂喜之情，继续追寻上帝的批引穿过黑暗和秘密，它先是引导各州参加了制宪会议，继之引导各州先后接受了由制宪会议提出的体制（通过这些步骤最易于达到目的）。他问道：现实地看待人类，那么是什么支配着他们呢？是他们的情感。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这场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人们经过共同商谈、协商，依靠相互誓愿的力量而缔造的（was made by men in common deliberation and on the strength of mutual pledges）。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人数过多造成的混乱和过激，代表人数又必须有一个限度。著名政治学者邹谠在对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指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特征是： 中国精英之间不断出现的权力斗争，无论涉及最高权力或次一级权力，总是与一方全赢而/或一方全输相联系。

基于情感形成的意见纷争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源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因领导者的超凡魅力形成的。汉密尔顿提醒纽约州民众：一切经过集体讨论制定的方案均为各种意见的混合体，必然混杂每个个人的良知和智慧，错误和偏见。

尖酸刻薄，恶意中伤，会令公众愤慨和鄙视。因此，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遭这种党争的威胁，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麦迪逊了解，人不是天使。在这一进程中，商谈辩论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

政府必须能直接说明每个个人的希望和恐惧，并吸引对人心最有影响的情感来获得人民对它的支持和拥护。法官（司法机关）能以独立、公正、智慧行使宪法和法律解释权，保护社会不受偶发的不良倾向的影响。他写信给汉密尔顿：这本书将受到后代的关注：因其坦率和有说服力地探讨自由的原则和政府的各种议题，这将总能引起人类的兴趣。具体而言，首先，宪法的设计者们对于联邦众议院能否完全免除大型立法机构的缺陷( 尽管他们已经将其人数作了严格限制)仍没有充足的信心。

公职不能传给他人，或世袭。前者是富人和出身富贵之人，后者是人民大众。

当你瞄准一件事做时，不要鲁莽而要考虑周到。远在巴黎的托马斯·杰斐逊，也对宪法缺少权利法案不满。

不流一滴泪、不流一滴血而又能平心静气、冷静商谈和思考，产生一部宪法和权利法案，这样一件新事、一项奇迹的出现，究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立宪者们对商谈政治的娴熟理解，对建立在意见分歧基础上的政治乃是一门说服的艺术的熟练运用，在于对议会规则和程序的忠诚以及使用礼貌和自制的语言进行说服和辩论。这些委员会可以称之为核心会议，制定计划和共同协议支持或反对某些措施等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委员会作出的。

因为当时费城是夏天，冗长闷热。美国人不仅重视议事规则和辩论程序的发展和完善，而且重视将程序公正贯穿于立宪选择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过程中。通过服务公众实现自我，获得他人的敬重和尊重，是仅次于自利的人类行动的伟大源泉，通过对荣誉的追求，超越自利的动机，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从事公共事务能够协调行动，相互信任，相互学习，修正错误，并可能产生较好的结果的最重要的情感源泉。因为，在中国语境中，中国政治所使用的讨论一词更多的是一个柔性概念，褪去了激烈交锋的强度，在多数情况下，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

而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而且能更有效地运用它们的资源，完成共同的目标。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利益多元化，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另一种则强调经济上的不平等。

五四宪法的制定始于1952年10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的制宪建议。然而，鉴于表决的结果赞成这个拟定了的宪法，他们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支持宪法，就像投过赞成票一样。

那么，在商谈中，尤其是对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的参与中，如何使自利的各个个人加入到集体行动中去，为公共利益服务呢？如何在持不同观点、见解的人之间展开商谈审议，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从不同意见中寻求政治共识。1787年早春时期，麦迪逊运用其各个时期的政治经历和所受的教育编写了一部工作备忘录，其中分析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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