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管理者的平均数里面，不要忘记，高管人员的收入至少是管理者平均收入的5倍，也就是大约125万，同时，大公司有许多办法将高管收入摊入成本，这部分摊入成本的收入，不准确观察和估计（参照西方国家灰色经济与透明经济之比），大约是报税收入的3倍，这样，垄断行业高管人员的平均收入可达400万或更高。

融资平台对于项目的融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实际上，为了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当然需要成立项目公司，但是项目公司和项目一样，都是政府决策的产物。

大资本金来源从来都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焦点问题。建立出资人责任制多年来，尽管投资体制改革一再表明要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等，但在基础设施领域成效不彰。这样的运作模式，与发行国债取得的资金拨付到基础设施项目上时变成了资本金，是同样的道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陆续以国资委的形式建立起了出资人制度，向分级所有、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前进了一步。融资平台所能集成的资金来源于四个方面：一般国有企业已经拥有的常规融资渠道。

在单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层次上来谈资本金，似乎它只能出自财政性的资金来源。目前融资平台在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GDP主义使社会更加脆弱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要意识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为了GDP去抽掉自己的社会基础,西方的公共住房发展出来也是考虑它的社会后果,考虑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中国也是这样的。南方日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工薪阶层是可以付钱的,主要是公共住房的价格要合理。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第二代怎么回呢,生活教育都在城市,现在第三代都开始了,要承认现实。

房地产本来就有很大的社会性。一边是2009年金融危机,一边是房价依然涨字当道。

西方很多国家以前也是GDP主义,服务于资本,但后来由于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使公共住房等成为福利资本主义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些社会福利、社会制度部分程度上救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追求GDP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可以通过实际的税收机制来保护穷人,保护社会。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

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如果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它们既要财政收入又要完成GDP指标,很多地方不卖地又能做什么?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城乡二元加上农民工三元社会要怎么消化?要消化就要土地,这个东西得好好想一想。实体经济越不好,房地产就越大发展,这点很容易理解。

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根据有关机构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

问题在于,在中国,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可能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广东东莞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见解:GDP主义是房价上涨的深层次推手,对于政府而言,住房首先应是社会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政策。

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泡沫和较高比例的空置房,另一边残酷的现实是,中国不少家庭无力购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二律背反,难道仅仅是供求关系失衡,导致市场之手打开潘多拉魔盒?还是宏观管理政策之失?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这种三元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农民的土地要保护,农民工要市民化,而城市化也涉及土地问题。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的确,就土地而言,地方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方日报: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您认为还出了什么问题?郑永年: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

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政府不能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政府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肯定要失败,那些社区最后都会成为贫民窟、治安危机重重的场所。

每个人都在提,但没有人在好好地规划,要把这三个都放进来。土地改革是保障房地产市场核心因素处理中国最核心的三大改革对象——农民、农民工、城市居民都与土地有关,城市化也涉及土地问题。

像新加坡政府,规定一套房要住多少年才能卖,提高二套房标准,限制外国资本,加上房产税、继承税等。所以说,住房首先是社会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政策。

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空置房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地方政府的责任。政府可以赚钱,只是利润率多少的问题。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不仅限制了中产阶级,而且是剥夺了中产阶级。

南方日报:如果这个状况持续,您认为会发生像日本房地产市场当年那样的危机吗?郑永年:房地产问题如果说在日本只是房地产泡沫的话,在中国有可能就是社会泡沫。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

与此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不少家庭无力购房。政策的科学性首先要以现实为基础

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空置房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应该重视社会政策,如果不用社会改革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保障做好的话,同样会发生危机,现在的社会政策就是要去救这个市场经济。

我所说的公共住房,是应当考虑工薪阶层在内的。政府可以赚钱,只是利润率多少的问题。南方日报:内地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经济适用房,来缓解贫困家庭的购房需求,但是政府应该如何解决大量的夹心层的住房问题?郑永年:中国现在的住房政策,认为公共住房就是救济穷人,而这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最糟糕的住房政策。现在讲城乡一体化,要有具体的政策,要把这三个统一起来才行,本质上围绕土地这一问题。

南方日报: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着较高比例的空置房,另一个现实是,中国不少家庭无力购房,有关专家已经担心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程度,对此,您是否担忧?郑永年:多年来,这个泡沫一直在不停地增大,就像美国的金融投机机构就是通过房地产扩张,这已经不是实体经济了,部分程度上属于虚拟经济。房地产本身就是GDP的保证之一,如果GDP增长8.5%的话,卖地就占了4.4%。

政府作为一个组织,需要寻求长治久安,而各级官员作为个体,却觉得做好自己的三五年任期就可以了,这是一对矛盾,所以,政府要有战略性的思维来处理住房政策。农民工问题只能整合起来,一方面让他们享受服务,一方面让他们继续提供贡献,现在的情况既难让他们提供持续的贡献又无法让他们享受权利保障,所以这个三元社会高度不稳。

南方日报:依您之见,政府应该如何调整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导向?郑永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您如何看待房地产增长与2009年度中国GDP实现8.7%增速的关系?郑永年:这次金融危机之中,政府启动庞大资金的投资计划,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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