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业主义防治观的法理逻辑 专业主义防治策略则在制度上将国家权力退后，相信专业在解决科学问题上的优先性，从而在制度上赋予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在病种确认、防治启动等事项上的一定或者全部决策权力。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主流法理学的发展呈现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加强的趋势，与整个社会生活失去联系，并把技术上的强功效当作法律发展的标准，从而脱离、遮蔽与消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主体性发展上无甚作为，陷入内卷化困境。这典型地体现了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社会发展趋势，并反过来强化这一趋势。

(33)赵汀阳：《没有答案：多种可能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可以把中国主体性的这种形成原理运用于中国法理学，形成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65)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6～98页。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除了那些食洋不化的人外，这种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公众那里成为一般的社会心态，鲜明体现在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中。但科学技术的反思、批判只是在其内部进行的。

(12)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载汪民安编：《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刘耀辉、赵文、赖立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4页。它们是在上述结构化的现实中提供意义和反思源泉的部分，表达的是人们各种不同的利益主张、要求。（二）法定机构属于新型的公法人 法定机构是指由专门立法设立，具有法人地位，自主运行，实现专门性目的的非营利性公共组织。

[52]基于当前我国激活地方自主权的需要，向法定机构授予更多行政职权是必要的，但授权或委托仍应遵循法治原则。[27]参见孙文彬，见前注[22]，第85页。第四，目标是实现跨行政区的政府合作。[42]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0号，2017年3月15日发布。

同时，地方对法定机构的探索都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证监会对此予以认同，只是中央编委认为尚需进一步研究。

行政编制适用于党政机关，包括国家机关、各党派和部分社会团体，预算列为行政经费。这一规定为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构建了四个法律要件：第一，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而非政府部门或乡镇政府。作为区域合作管理机构的法定机构解决了组织法上的领导体制，但并没有解决行为法上的审批制。实践中也存在针对一定区域内不特定法定机构的法规性决定。

[37]上海市的两个法定机构并不是以立法式，而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创设的。2005年，昌吉回族自治州所属米泉市和乌鲁木齐市所属东山区成立米东新区，米泉市和东山区的计划委员会、财政局、建设局、规划局、招商局、外事侨务旅游局、行政执法局等实现合署办公，由此实现了两地市场、财政和规划的统一。《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条例》（2017年）第6条规定西海岸新区管委会是青岛市政府的派出机关，领导辖区内经济功能区的法定机构。[15]遗憾的是，法学界几乎不关注法定机构，原因可能在于组织法上对它并无规定，而授权理论可以解决法定机构所引发的责任诉求。

上述规范性文件并无有关法定机构的地方性法规依据。尽管在实践中，很难界定何谓特有事务，但相比于国家而言却有其核心内容。

它是法人，可以像其他法人一样 将机关设在合作方的任一区域，并在约定的合作区域范围内行使管辖权。为此，本文以新《地方组织法》为背景所设定的命题是：法定机构为什么能契合区域合作的需要，是否可以作为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为回答此问题，有必要从法学上认识法定机构的法律性质、法律依据、职权职责和体制机制。

这主要是因为法定机构刚刚开始探索，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统一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对法定机构的组织性立法，是指专门就法定机构所作的具有组织法属性的立法。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经济管理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关注到了新加坡法定机构在经济起飞中的作用并持续研究，[13]公共管理学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跟进研究。根据《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规章）第7、8、13条的规定，核心区理事会系最高决策机构，负责研究确定核心区的发展战略规划，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3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域性公法人得以更快发展。

它并不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相应机构的联合办公，而是三省一市派员组建的联合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拟订长三角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体制机制和重大政策建议，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项目，统筹管理合作基金、长三角网站和有关宣传工作。相反，事业单位是深圳市最早启动的法定机构改革的对象。

[14]参见柳泽伟：新加坡公共行政制度中的法定机构，《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Z2期，第772-780页。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组织法上的领导体制与行为法上的审批制应当相一致。

法定机构作为法人可以进行企业化、市场化管理，但它并不是企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孙文彬：香港法定机构的运作、监管及启示，《港澳研究》2016年第1期，第85页。

深圳国际仲裁院几乎完全按这一模式建立。[16]参见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64页。[33]德国也以专门目的的公法人作为区域合作管理机构。到底是授权、事务委托还是职权委托，在有关条文含义不明时，就应按法律解释确定。

即使法定机构系依据地方政府规章设立，一般也会规定须经地方性法规的授权取得行政权。就区域合作法定机构而言，现在已经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即《地方组织法》第10条的协同立法和第80条的区域协同工作机制。

2015年，青岛市在其蓝色硅谷核心区建立了长江以北首个法定机构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理局。2.法规性决定的规定 基于不抵触、不重复、有特色、小切口和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工作原则，除地方性法规外，地方立法的形式还表现为法规性决定。

[48] 现有地方立法中对法定机构的委托既有事务委托又有职权委托。[36]《成都龙泉驿汽车产业功能区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规章）、《成都邛崃市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规章）、《成都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规章）、《成都未来科技城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规章）、《成都天府文化公园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规章）、《成都蓉北商圈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规章）、《成都锦江公园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规章）和《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规章）。

在合作各方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要共同设立一个行政机关就缺乏管辖区域或者异地管辖缺乏法律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3条。将来《地方组织法》可以借鉴法国2005年2月23日第2005-157号法律，规定区域合作法定机构的设立条件和主体以及人员组成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如果需要合作方行政机关的委托，则宜采用职权委托。

在区域合作中，法国的市镇合作管理机构隶属于合作方市镇的议会。[47]我国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规定法定机构的行政职权时，也规定了它的级别管辖权。

三、法定机构的法律依据 对于公法法人而言，诸如权利能力产生、内部管理体制、外部关系乃至业务范围等并不适用民法。它虽然借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的经验，但在我国内地发展成为独立于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的专门目的公法人。

合作方地方人大根据《地方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可以通过协同立法为合作方政府创设法定机构作为第80条所规定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并授予其处理特定合作事务的行政职权。如《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法定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20年）对法定机构运行机制的要求是实行扁平化管理，建立高效率、专业化的组织体系，建立灵活高效用人机制，实施市场化薪酬制度，探索多元经费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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